产业转移是企业将产品生产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产地转移到其他地区的一种现象。通常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将处于成熟期、衰退期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一般体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经济发达区域向经济落后区域转移。
我国大体经历了五次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一是建国后的产业资源集中调配和重点布局；二是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从国家安全出发的“三线建设”；三是改革开放后由内地向沿海地区的转移；四是21世纪后，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从顶层设计层面引导产业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五是近年来在大国博弈和全球产业从中国内地向国外转移的背景下，国家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出发，进行深入布局调整的新一轮产业转移。每个阶段的产业转移都具有与时代紧密结合的经济特征。当前，新一轮产业转移也呈现出新时期的时代特征。
2024年9月25日，国家层面印发《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这意味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迎来了新一轮承接产业转移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期。当前，我国东西部产业转移的要素优势减弱、梯度动力降低、协同意愿增强、立体化转移和产业水平分工趋势明显。如何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把握当前机遇成为中西部地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课题。
一、重视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新特征
当前全球已进入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产业转移的动因、流向、特征、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受大国博弈叠加疫情及俄乌冲突影响，部分地缘政治风险已经转化为直接成本，对原有产业布局形成极大破坏。全球产业体系加速分化重组，发达经济体关键领域“重点回流”，政治、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成为影响产业转移的新的决定性力量。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我国部分产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现象增多，我国产业体系完整性和产业链安全稳定面临新的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由此可见，我国新一轮产业大转移与以往的最大不同在于国家“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的战略需求，代表着国家高层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力量的作用下，我国新一轮产业转移呈现双向化、立体化、新质化等新特征。首先，新一轮产业转移是转出地与承接地的要素双向流动、产业双向协同发展，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之间的联系比以往更加紧密，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也明显提高；其次，新一轮产业转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产业链低端环节的转出，而是细分产业链的立体性转移，是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并存的产业转移，在转移过程中伴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产业承接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升级”，突破垂直分工的产业转移的意图更加强烈；最后，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绿色化发展等新质化特征明显。在我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环境下，产业转移过程中普遍引入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制造”向“智造”转型；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主动与“双碳”目标结合，高载能产业进一步向清洁能源富集地区转移。
二、树立高质量承接产业转移的新观念
产业转移决不是往“低处”搬家，而是向“高处”发展。产业转移常常让人错误地认为是企业从发达地区往欠发达地区搬家。事实上，产业转移的核心动因从来都是企业在解决向“高”处发展的问题。要么是看重欠发达地区较低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要么是到更靠近原料资源及供应链重组地区降低采购及物流成本，要么是高载能产业更靠近绿电和新能源富余地区获得较低的电价和更宽松的政策空间，这种产业转移的本质是企业追求更高的生产利润、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好的发展前景，代表着资金、技术、劳动力的重新分配，是生产力布局的空间优化。如果一个相对落后地区无法为企业的发展带来益处，不可能对转移产业形成吸引力。
产业转移的承接不仅是单项要素优势和静态资源优势的比拼，更是自身系统优势和动态新优势的塑造。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仅依托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优势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越来越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进程。承接地区单一要素的成本优势常常被系统性劣势所抵消。政策、安全等非市场因素，以及产业发展系统性成本、技术创新和服务体系成为新时期影响产业转移的重要力量。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承载条件有限，普遍存在园区建设水平不高、营商环境友好性不足、产业生态及链条配套不健全、公共服务及城市功能配套不完善、人才科技等创新要素短板明显、运营模式和招商理念滞后等现实问题，导致无法为转移企业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好的发展空间，严重降低了产业转移的意愿。
三、善用高质量承接产业转移的新策略
高质量承接产业转移要体现产业承接的适宜性、高效性、成长性、体系性、战略性特征，必须强调“占位要高；眼界要宽；动力要变；机制要活；特色要足；结合要紧”，使转移产业“接得稳、留得住、长得好”。
01- 突出独特性高点占位
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不仅要靠市场驱动，更要靠政策驱动、靠中央支持。承接产业转移要着眼于“两个大局”，彰显自身“在我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抢抓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等战略机遇，找准自身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价值定位，争取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等相关政策与资金支持。
02- 强调系统性承接谋划
通过高点占位找到政策支点后，要摆脱简单化、粗放式的招商模式，精准策划重点产业及产业链承接方向，统筹布局重点承接园区及功能平台，系统设计重点产业链条、转移对象、招商模式、合作机制、产业配套与城市服务等。强调以政府引领、市场化运营，引导、设计产业（链、群）发展逻辑，重塑产业生态及创新发展“空间”。
03- 打造典范性承接模式
探索与东部地区建立产业协作、开放协同和利益共享机制，形成产业合作、园区共建长效机制。努力构建利益共享的跨区域协作机制，打造“事业共同体”，变“对口帮扶”为合作共赢。聚焦代表性领域，集中资源，打造典型模式和标杆园区。例如，云南省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与上海临港集团共建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在昆明集合上海临港的招商、研发、市场优势，叠加自贸试验区政策、产业、场景优势，通过“上海企业+云南资源”“上海研发+云南制造”“上海市场+云南产品”“上海总部+云南基地”的合作模式，打造“东西协作、产业协同”标杆园区；再如，云南红河州以绿色纺织发展为核心，以“东部技术+红河制造+越南组装+世界市场”为发展方向，探索“一企两国三厂”跨境产能合作模式。其龙头企业新东旭分别在开远、河口及越南福寿省投资建设三个厂，依托开远能源优势进行面料生产，依托河口的跨境人力资源优势降低缝制工厂劳动力成本，河口生产的产品到越南进一步加工后再出口，规避了欧美国家的高额关税，通过“三厂”紧密协作、联动发展，实现“东部技术、红河面料、越南服装”的产业链重新构建，形成了面向东南亚、欧美国家纺织服装生产出口的完整产业链。
04- 尝试经营策略创新
随着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代表着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逻辑、新范式不断涌现，为承接地区创新发展路径提供了机遇。例如，云南可以凭借自身丰富的物种资源直接接轨国家级生物技术研究和布局；基于独特的自然条件、物流需求和已有通用机场资源，争取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链接、支撑、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创新工程及战略布局；以应用场景创新和大规模示范应用为牵引，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中，与发达地区实现并跑、跟跑。通过设立产业基金等方式增加招商引力，强化柔性引才能力，破解自身投资与人才短板。营造“全程陪跑”型承接环境，让一流环境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最好名片。
丁 伟
高级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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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专注于区域发展战略、产业研究与规划，城市更新与园区项目咨询。近年来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云南省"十五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思路研究、昆明市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建设方案、江川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等项目。
编辑：张 华
审核：刘 灿
